让旧物焕新生 中国都市青年乐享“循环生活”******
中新社武汉1月10日电 题：让旧物焕新生 中国都市青年乐享“循环生活”
作者 武一力
“我带这只小熊去过很多城市，愿今后它能陪你去见更多的山川湖海”……近日，武汉市积玉桥一家咖啡馆小院里格外热闹。在一场名为stooping的旧物交换市集上，大家分享着旧物故事。
活动发起人王珊珊告诉记者，stooping直译为“弯腰”，引申为“把废弃物品捡回来循环使用”，最初流行于美国纽约。目前，这一行为逐渐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年轻群体中流行。
来自上海的陈思“淘”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旧杂志。她也带来了几本读完的旧书，打算赠送给下一位喜欢的读者。陈思表示，近年来，循环书店在中国多地出现，例如武汉的瓜牛循环书店、上海的多抓鱼书店，都是通过回收旧书，让书籍被循环阅读。
王珊珊说，在武汉常听街坊说，“你屋里穿不下的衣服，留给我屋里”，这是“中国式”的stooping。在她看来，旧物循环交换，是互助，也是温暖，更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在这场持续两天的市集中，超过3000件旧物被成功交换。王珊珊从中认识了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朋友，她还专门组建了微信群，作为大家闲置物品的“循环中转站”。
在武汉开手工店的余川自称是“城市拾荒者”，只要一有空，他就穿梭于家附近的小巷里“拾荒”，那些被遗弃的桌椅、花瓶、沙发，都是他眼中的“宝贝”。余川店里有个极具年代感的茶几，就是用街边捡来的木箱改造而成的。他将其清洗、打磨、刷漆，再铺上新桌布，旧木箱变成了新茶几。余川说，店里80%家具都是他亲手改造的，既省钱、又复古。
服装设计师汪艺开了一家旧衣改造店。前不久，有个女孩带着妈妈留给她的旧大衣找到汪艺，大衣款式有些过时，尺寸偏大，但一直舍不得扔。通过重新设计剪裁，这件大衣变得合身且新潮。2022年，汪艺让1400件旧衣服有了“第二次生命”。她说：“我的顾客大多是‘90后’‘00后’，中国有句老话，‘敬天惜物，物尽其用’，将旧衣翻新二次利用，正是年轻人对这种精神的传承。”
武汉大学社会问题专家尚重生认为，中国当代年轻人乐享“循环生活”，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一是环保，让旧物获得了使用价值的延续；二是体现了年轻人物尽其用、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通过对旧物的循环利用、加工改造，赋予其新的情感价值、艺术价值。(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大发彩票地图 |
